第9651章大力度提速园区发展 高标准推进城市建管

　

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，又教人报怨以德。

面对这样的大时代、大历史，我们怎样抛弃一己之私，自觉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，做一个与千百万人同心同德的我心光明的人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康德曾经说：人类的行动、人类的历史是合目的的，尽管我们不能通过经验和知性去证明这个假定。

实现自我与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合一，这就是知行合一，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，便是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体现者，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。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，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。与天地同心，与百姓同德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，这就是王道，是人间正道，这才是大政治。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，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，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，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。（作者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 进入专题： 王阳明 心学 。

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是一体的，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，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，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，重新思考王阳明很是有意义的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：制度改革是一个问题，而人的改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一次清明节前，也是因一个特殊的机缘和公益的原因，我到了舜帝陵所在的永州市。

所以南宋的时候马可波罗来中国，他是陆路来的，走传统的丝绸之路来，离开的时候是从海上坐船回去的。有些学者研究，如果说清王朝不是一个外来的游牧民族统治，而是我们汉族人自己来搞，说不定我们那个时候也开放了，也就开始大力发展工商业文明了。农民只有30%的人口，70%的人口是城里面，那怎么办？还有互联网的影响，现在网上那么发达，说不定将来农民都去网上买东西了。儒家历史上，中国几千年中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，一种说法是孔子、王阳明、曾国藩（半个），一说是诸葛亮、王阳明、曾国藩（半个）。

我们很难现象一个市民不接触商业，一个农民可以不接触，他把地种好了，偶尔去搞点商业，比如购买农具就行了。这个东西很厉害，我问了老人家，老人家说这就是佛祖说过的话。

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很发达，以今天的泉州为核心。比如说羊吃人，这是马克思批判英国工业化的问题。就像去年三湘都市报采访我的时候，我本来是讲了很多湖南的好话，正好再讲一个观点——湖南要从崇官文化转为崇商文化。他要学得好像比你汉族还要正宗，加上一个部族要统治汉族这么多人，所以历史公认清朝实施的文化政策、对外政策，是更加保守的。

也就是在佛祖的眼里，这个商人不是臭的，钱不是臭钱，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正常需要。这种农耕文明一方面它对交易的需要量不大，第二是它最核心的交易产品又被官营了，盐铁官营。所以我们这个新儒家，某种程度应回返到更古老的儒家思想，达到天下为公、公权力真正为天下人服务的境界。这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流传的黄河文明中心论。

当然类似的思想，实际上在曾国藩老先生那里也都有。伍继延：商会活动家，著有《在商言商？——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》，倡导新儒家与工商业文明的融合。

黄帝建立了我们国家的制度，可是黄帝有四个老婆，其中有一个老婆特别会造丝，他的老婆是丝绸的发明者之一，没有丝绸哪有丝绸之路呢？黄帝的四个老婆都很能干。而根据秋风的研究，因为满清是一种部族政治，而曾国藩挽救清王朝后，又促使中国回到了传统天下共治的儒家宪政，同时也开启了现代宪政文明的步伐，之后儒家士绅在清末立宪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
可是这个导游还介绍说，舜帝是我们中华职业道德的开创者。王船山先他不是说否定祖宗，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往下讲，讲着讲着讲出了一套东西。原文是：舜耕历山，淦雷泽，陶河滨，作什器于寿丘，就时于负夏。那么湖南这个地方，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可以讲是登峰造极，所以向文波在湖南这个地方发展企业，艰难地生长，吃得苦霸得蛮才搞成了这么一个商业集团。我觉得他这个思想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，但是至今可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实际上忽视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：西方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坚船利炮、科技进步，更重要的是它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制度，包括我们讲自由、平等的观念，契约、法治的建设，民主的制度，这套东西怎么样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重建？换句话讲，我们怎么样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，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上再造我们中华的商业文化，然后以这种商业文化所具备的自由、平等的精神，契约、法治的观念来重建我们的中华文化，再造新的中华文化。为什么现在一带一路战略确定了两个核心省份，一个核心是新疆自治区，那是陆路的。

商业在游牧民族那里更为被推崇。所以，如果你只承认西方文明输入给我们中国，你就会产生一个自卑感，你只能仰望别人，仰望西方文明，你没有真正的把他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，所以既要有新的文明的输入，更多的还是要把我们固有的文化重新挖掘出来。

他们的理论能够对付太平天国这样的邪教，能够挽救这个王朝的命运，但是这个够不够？还不够，接着往下发展，到了民国之后，清王朝既然已经灭亡了，于是乎人们就开始不顾忌说我还得继承那个道统，不存在了，王朝的道统已经灭亡了，法统更不用说了，变成中华民国了。其实，通过考古，我们发现整个长江领域的文明更早。

所以他们本能上对商业有一种抵触。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就是我讲中华民族到了正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： 第一，我们必须正面全球化时代的竞争，如果西方人依靠他的商业文化，坚船利炮无往而不胜，这个时候我们还去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。

特别是退到泉州以后，南宋没办法了，就只能鼓励从海洋走。我们现在谈了这么多的新儒家，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书本上、理论上的、文字上的新儒家，但并没有实践上的一个典型代表。因为清朝满族人是外来的少数民族，文化更低，也就更保守。西方人讲一手拿剑一手经商，郑氏集团就是这么一个集团。

所以说湖南才会一下子把炎帝陵抢过来，把舜帝陵抢过来了。也就是说舜帝开创的这些东西，并不是没有传承下来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，被后世的儒家曲解了。

第二，我们讲商业文化，要成为未来新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，过去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是农耕文化。而曾国藩恰恰以儒家的身份，去融合西方的工商业文明，开创了洋务运动。

这里，孔子和诸葛亮是有争议的，曾国藩只算半个，只有王阳明才是唯一没有争议的圣人。黄帝本身是研究政治的，而他老婆参与了工商业活动。

正是有王船山先生头不顶清朝的天，脚不踏清朝的地，他作为一个明朝的遗老，不愿意再去服侍清朝的皇帝，于是乎他才能够站在稍微远一点的距离上，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才形成他更加重视经世致用的那套学问。我们湖南大学的法学院院长、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钢建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，他提出的观点是上古的法治民主中心在湖南：上古高人出湖南，上古文化中心在湖南，也就是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。这只是个地位高低的问题。可是我去祭拜的时候，导游介绍，在舜帝开创的道德文化中间，包括三个主要内容，一个内容就是为政以德，毫无疑问是我们讲的政治道德。

所以后来对儒学的反思，实际上从湖南人王船山先生那里就已经开始了。敦煌当时就是中国的中原、整个西亚和欧洲的商贸交易最核心的一个窗口，所以我开玩笑把它比喻为今天的深圳或香港。

今天当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，当我们开始要直面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竞争，或者更彻底的讲商业文化的竞争，或者说更根本的讲就是文化竞争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，正视我们中华文化中间的商业文化这一脉。突然这个后方被荷兰人给抄了，怎么办？为什么郑成功是民族英雄？荷兰人已经占了台湾了，郑成功依靠他们家族的力量，也就是那个海盗海商集团，把台湾给收回来了。

伍继延：儒家常常做托古改制的工作。伍继延：中国有句古话矫枉必须过正，尤其在湖南这个地方，湖南人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，这个制度是毛泽东主席建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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